许小年：金融改革的启动路径

第二次公告也只是事后程序。

[10]参见包蹇：上海无碘盐为何难买，载《人民日报》2010年1月26日，第16版。执行（选择最优的措施执行）。

而利益分配变化的正当性并不能通过科学来证明，它带有明显的政治权衡和政策选择的维度。[36]而且，在多项关于食品贸易争论的裁决中，是否经过风险评估亦被WTO作为措施是否合法的重要判断标准。[31]此后，卫生部又颁布《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管理规定（试行）》，专门设立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技术机构，负责承担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相关科学数据、技术信息、检验结果的收集、处理、分析等任务。其中，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是由政府举办的实施疾病预防控制与公共卫生技术管理和服务的公益事业单位，[75]其本身即长期、深度参与碘缺乏病的防治工作。以风险评估技术机构为例，根据卫生部《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管理规定（试行）》，卫生部确定的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技术机构负责承担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相关科学数据、技术信息、检验结果的收集、处理、分析等任务。

[12]参见单忠艳、滕卫平等，碘致甲状腺功能减退症的流行病学对比研究，《中华内分泌代谢杂志》，2001年第2期。[51]（英）安东尼?吉登斯、（英）克里斯多弗?皮尔森著：《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尹宏毅译，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页193。《宪政社会主义论丛》的连续出版和宪政社会主义论坛的连续举办，标志着宪政社会主义学派的初步形成，从此，研究宪政社会主义的学者开始有了一个集中发表有关宪政社会主义研究成果的发表平台和交流平台，这一点非常重要。

  转型中的民主过渡与宪政巩固 王占阳：宪政社会主义既是现阶段我们需要打起来的旗帜，也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要从两个结合当中理解中国学者所说的宪政社会主义。对于美国来说，首先是民主不够，对华尔街的控制不力。在东方社会，宪政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性要素，社会主义可以称为宪政社会主义。但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国内最权威的社会主义学者高放先生。

王占阳教授所主张的宪政社会主义就是普遍幸福主义，和别人讲的也不完全一样。具体怎么样转型，选择什么样的转型的方式，包括它的程度等等，轨迹、路径，它都会有差异。

但是真正把这面学术思想的旗帜举起来得到传布的是青年学者华炳啸，他在2010年出版了一本很厚的书：《超越自由主义--宪政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说》，做了系统的学术论证，还组织一些老中青学者开了两届研讨会，发表了很多文章，出版了几期《宪政社会主义论丛》和其他一些著作，在社会上开始引起了广泛关注。我就瑞典社会民主主义模式写了一本书，2009年在国内出版的。北欧国家在这方面也提供了很好的经验。这是一个普遍的共识，也是我的观点。

专著出版后，我就立即着手做了一项重要的工作，特别注意争取体制内的，尤其是分别从事社会主义研究和宪政研究、政治学研究的著名学者的认同，积极筹划创办《宪政社会主义论丛》。我认为可以借鉴费边主义的立宪改革的方法，通过宪政改革、宪政建设的方式积极稳健地改良斯大林式的旧的社会主义制度，使其发展完善成为新的社会主义宪政制度文明。现在有些人害怕群众起来，哪有共产党害怕民众的？北欧国家工会非常强大，社会非常稳定，福利非常全面，收入差别非常小。四是2008年的08宪章和普世价值之争。

这里既有共识又有差异，共识是原有的共识，差异基本上也是原有的差异，交汇交叉并不多。这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补正。

所以我大体上支持他采取这种务实而包容的策略。一是我对社会主义的定义是社会主义就是普遍幸福主义，只要实现了普遍幸福，就是实现了社会主义，哪里实现了普遍幸福，哪里就是实现了社会主义，哪里没实现，哪里就还不是社会主义。

虽然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使用宪政社会主义这个词，甚至在讲社会主义问题时也没有使用宪政这个词，但他们的思想无疑是宪政社会主义思想。普遍出现这两种问题的根本原因，就是第三世界的现代化和民主化都是派生性的，这就使它的节奏和进度很难得到较好的掌握。当时中共设想新民主主义要搞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最终使中国在新民主主义框架内成为发达国家。我们刚刚讲的一个是终极版的宪政社会主义，一个是过渡版的宪政社会主义，这两派都主张转型。王占阳：2006年在全国社会主义论坛，胡星斗教授的宪政社会主义这篇文章，被江平教授看到了。希特勒版本的社会主义就叫做国家社会主义（纳粹就是它的简称音译），我们不搞国家至上的社会主义，我们要以社会为本位或者以人民为本位，进而以人为本位。

同时应约撰文的还有王占阳、童之伟教授。我主要研究的是社会民主主义，为什么我也接受宪政社会主义呢？因为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比较敏感。

经过几个回合的博弈之后，到目前为止，官方终于认可了社会主义宪政这个词。  宪政社会主义思想简史 王占阳：下面，我想讲两个问题，一是我所理解的宪政社会主义思想史。

这两个东西结合起来，那不就是宪政社会主义吗？当然这种结合在客观上是不可能的，而且苏联经济也不能说就是社会主义经济，但在主观上当时的民主党派确实是主张社会主义与宪政民主相结合的。  以普遍幸福主义超越自由主义 王占阳：我要讲的第二个问题是我的一些基本观点。

什么叫新宪政主义？原来的宪政主义的一个核心机制，就是以国家权力制约国家权力，过去西方启蒙思想家所讲的权力制衡都是指国家权力内部的互相制衡。之所以没用宪政社会主义，是因为存在一些疑虑，高老也不主张用这个词，在那时候公开讲宪政社会主义的时机还不成熟，高老认为，如果要提宪政社会主义，就必须与突尼斯的宪政社会主义、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做出区分。像华炳啸主编，他是这个学派的研究工作的组织者策动者，他就特别注意体制内的界限，而且带有策略性地把他的观点和官方宣示的符合宪政理念的观点兼容起来，也很注意平衡左中右不同的立场，把焦点放在更具有可行性的怎么做上，考量政治现实和已取得的改革共识，以减少阻力，形成合力。一是2004年反改革派崛起。

上午我在回答您的这个问题的时候，没有顾上给出明确的答案，但在内心深处，在主观上我有一个期望，从我的学术立场和学术信仰来说，我是希望立足于社会主义学理创新、制度创新，通过宪政路径为当代社会主义找到新的出路，通过宪政建设使社会主义赢得新生。在1988年11月我生日的那一天，我甚至效仿费边社组建了一个20余人的民间学术社团，被戏称为小费边社，一直开展活动到1997年，开过好几届年会，办有内部交流刊物，而通过渐进的、和平的、立宪的办法来开创人民民主宪政的社会主义新路的思想，正是我们讨论的主题。

譬如，在《学习与思考》1982年第4期上王德祥发表文章指出：宪法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实施宪政的新阶段。我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有过专门研究，20年前出版过《毛泽东的建国方略与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一书，53万字，基本上是历史考证，系统地揭示和恢复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历史原貌，至今仍是这一领域最权威的著作。

要求他在任期内实现宪政民主，这是超越历史阶段的过高要求，不现实。我相信，他有梦想，有信念，也有魄力和能力。

我的文章的题目是《社会主义与宪政民主不相容吗？》。在这次研讨会上，我和周瑞金、郭道晖、周树志、梁仲民、王占阳等十余位学者都倡导了宪政社会主义，我们还给每位与会学者都赠送了一本《宪政社会主义论丛》创刊号，第一辑的主题是大国复兴的宪治之道，《社会科学报》有整版的会议专题报道，《陕西日报》等媒体也都有报道，从而使宪政社会主义广为传播，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至于过渡论的观点，是自由主义学者能够接受的观点，但很多社会主义学者难以接受，可见提出这个问题只能引起很大的争议，在我看来这个观点对于构建新改革共识只会起消极的作用，而没有实质意义，所以我一般不愿意过多地去谈这个伪命题。还有2007年谢涛的文章，影响也比较大。

  2013年11月23日，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政治学系主任BenRosamond教授委托陆忠诚（Andreas）博士来华，在翻译周琦女士以及丹麦大使馆一位女士的陪同协助下，对宪政社会主义学派的部分代表性学者做了学术专访。在这里，我们对经济决定论必须有个更全面更准确更科学的认识和把握，要承认在一定范围内、一定条件下，上层建筑性质也会决定社会主义性质。

高放先生曾在1992年发表了一篇《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确立宪政的历程和经验》长文，通过对英美法德日五国的宪政历程的分析，最早论述了宪政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认为宪政不姓资不姓社，而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宪政将是一种新道路、新类型、新制度模式。欧美诸国基本上都是这样走过来的，这是成功经验。

要知道，2011年1月以后的几个月，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的冲击波对中国也造成了一些影响，而且当时的中央政法委一位官员4月发表了一篇文章，认为公民社会是陷阱，所以，当时谈宪政建设与公民社会都很敏感，而在当时的那种氛围下要组织这么大规模的跨学科的高规格全国性会议，极其不容易。就宪政社会主义学派的形成而言，其标志是2011年创刊的《宪政社会主义论丛》和2011年12月举办的首届宪政社会主义论坛。